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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众斗殴罪]在认定持械斗殴的情形下如何做到缓

更新时间:2019-09-11

  挂牌玄机图【关键字】聚众斗殴罪;持械聚众斗殴;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取保候审;自首;缓刑

  【承办人】张世金律师()刑法学硕士,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刑辩分所副主任,亚太刑事司法研究所副所长

  检察机关指控:Z某A与Y某K均在F县G镇G村矿山经营石渣厂。因G镇政府到G村检查矿山安全隐患一事,Z某A与Y某K在电话中发生争执并互相辱骂,后Z某A邀集S某、Z某Y等人到其经营的石渣厂准备与Y某K打架。F县公安局F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对双方进行劝阻,双方均表示不会发生打架。

  然而,Z某A的弟弟Z某B、Y某H等人在G村与Y某K的弟弟Y某Y、Y某L等人发生打斗。Z某A得知这一情况后又继续邀集S某、Z某Y等人携带木棍驾车到G村欲与Y某K等人打架,Z某A等人与其弟弟在G村相遇并一同前往。在G村Y小学门前,Z某A及其弟弟Z某B、S某、Z某Y等人与G村部分村名发生冲突,双方相互用石块对砸,致使Y某J、Z某A受伤,现场门窗及车辆等物品损毁。

  经F县公安局刑科室鉴定,Y某J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Z某D的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经F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损毁的汽车、摩托车等物品价值为人民币17558元。

  案发之后,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的被告人朱氏兄弟、S某第一时间委托王亚林刑辩团队张世金律师在一审审判阶段介入此案,签订委托代理手续,担任其辩护人。

  张世金律师在接受委托、了解本案基本案情后,便对S某提出的诸多有关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法律问题一一耐心解答,并对某进行法律辅导、心理疏导,告知其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专业知识以及案件办理期限和程序,为其详细解答了聚众斗殴罪的概念、构成要件、量刑标准等罪名相关内容。

  尔后,张世金律师向F县人民法院递交律师代理手续,并与本案的承办法官联系阅卷事宜,并就初步掌握的案案件证据、事实和法律等问题简要地交换了意见。

  1、张世金律师在充分阅卷并制作阅卷笔录后,对案件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并将该案在王亚林刑辩团队每周五的例行案件讨论会上提出讨论、研究,以团队办案的集体智慧,对本案进行全方位分析与研讨,也系本所律师精细化、标准化、团队化办案的内在要求。

  2、团队案件讨论会:首先,由张世金律师分别向团队成员介绍本案的基本案情;然后,由其他律师根据自身办案经验,就本案发表各自的意见,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最后,由承办律师就团队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梳理、汇总。

  3、讨论会结束后,承办律师根据会议讨论所得的结果,结合具体卷宗材料,整理出一份完整的书面辩护意见。

  张世金律师在认真听取被告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仔细研读卷宗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团队会议提出的可行性建议,最终确定了本案的辩护方案,具体如下:

  (一)本案系共同犯罪,公安机关仅仅就聚众斗殴一方朱氏兄弟、S某进行立案侦查,而另一方Y某K等人却逍遥法外,至今没有立案侦查。鉴于此,承办律师将根据案情进展情况适时提出侦查建议或代为控告。

  (二)依据卷宗材料,认为本案不存在法定刑升格的从重处罚情节。一是关于“持械聚众斗殴”的情节证据不足;二是石块属于自然界的物,不属于刑法所评价的“械”的范畴。基于此,“持械聚众斗殴”的事实或因证据不足而指控不成立或依法不构成。

  (三)部分被告人不是聚众斗殴的积极参加者,因为其在斗殴中既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又没有直接致人死亡或受伤。

  (五)依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关于聚众斗殴罪的量刑规定,将在量刑“技术”层面提出“精准、精细、精确”的量刑意见。

  朱氏兄弟、S某均被成功取保候审,而且就民事赔偿部分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并切实履行。本案于2015年10月13日在F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由于庭前辩护人就相关证人证言提起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审判长当庭决定召开庭前会议,

  公诉人当庭决定F某的证言不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予以撤回。同时,辩护人还申请了证人Y某X出庭作证,证明三名被告人没有持木棍。法庭整个庭审过程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展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F县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判决朱氏兄弟犯聚众斗殴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和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三年;S某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三年。

  由于F县聚众斗殴犯罪案件高发,该县法院审理的有关聚众斗殴犯罪司法案例基本没有判处缓刑的先例,全部判处了实刑。张世金律师在开庭前申请非法证据,开庭时据理力争,法庭召开庭前会议,成功排除一项非法言辞证据,并发表了详实的罪轻、无罪辩护意见。同时,团队律师通过法律数据库检索,搜集F县周边地区的大量司法判决案例,并加以组织和梳理,并形成书面参考意见供法官审判参考。

  最终,一审法院均判决三位被告人缓刑,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及辩护人的刑事辩护法律服务表示满意。

  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S某的委托,指派张世金律师()担任其一审审判阶段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诉讼。在查阅本案的所有卷宗材料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S某涉嫌聚众斗殴罪或因证据不足而指控不能成立,或依法不构成。另外,S某具有法定及酌定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现依据事实、证据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同时,辩护人想申明的是,依依据法律规定而发表的独立辩护意见,并不影响S某本人的认罪、悔罪态度。

  一、无证据证明S某积极参与持械斗殴,其涉嫌聚众斗殴罪因证据不足而指控不能成立

  纵观本案所有证据材料,Z某B2011年8月23日供述、2011年8月19日供述,姚昌记等被害人陈述,姚运尹、姚运利、姚运开、姚先鹤、刘正付、严开河、姚昌宝等证人证言,不能证明S某在2010年1月22日光明村的打架现场参与打架并向对方仍石块。虽然Z某A供述和S某本人的供述能够证实S某停车后拿起石块砸向对方,但是Z某A供述和S某供述无侦查人员签名;虽然S某的讯问笔录有“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的字样,但系侦查人员的打字,而不是S某本人的亲笔书写,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一条“…在末页写明“以上笔录我看过(或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的规定。由此可知,Z某A供述和S某供述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违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一条、二百零七条之规定,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八十二条也进步规定,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以及讯问人没有签名的讯问笔录,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因此,Z某A供述和S某本人的供述,不具有合法性,系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此规定,只有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才能构成本罪,其他一般参加者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其构成犯罪,因而不属于本罪的犯罪主体。即聚众斗殴的,只处罚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而本案中S某既不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更不是所谓的积极参加者。我国《刑法》虽然没有对“积极参加者”的含义和范围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关于办理聚众斗殴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积极参加者”,是指除首要分子以外其他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直接致死、致伤他人者。或者在聚众及准备斗殴中行为积极并起重要作用的,不论其是否直接参加斗殴,均应认定积极参加者。而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2009年《关于办理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也明确作出规定,聚众斗殴的积极参加者是指首要分子以外在聚众斗殴中发挥主要作用或者在斗殴中直接致伤、致死他人者。

  上海市高院的规定以及江苏省公安司法机关的规定对安徽省内的聚众斗殴案件不具有法律适用效力,但是作为司法裁判者可以参照适用并作出相应的合理解释。Z某A2014年12月31日供述:“……我和S某他们就停车下来拿石头砸对方了……”,S某2014年12月31日也供述到:“……我下车后也从地上捡石头朝对方砸了两下,后来对方人越来越多,我看干不过人家了,就往西跑回家了。……”依据Z某A供述和S某供述,S某下车后用石块向对方砸了两下,因对方人越来越多而害怕就跑回家了,由此可知,S某在所谓的斗殴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行为也并不积极,其更没有用石块砸伤对方。

  综上所述,S某不是斗殴的积极参加者, 至多属于一般参与者,则不符合聚众斗殴罪的犯罪主体要件,依法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未对械的含义进行司法解释,但是有些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出于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以意见、会谈纪要等形式对械的含义及其认定进行了规定。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2009年《关于办理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四款对械进行了解释,认为械是指各种、治安管制器具、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对于持砖块、酒瓶类一般工具进行斗殴的,要结合所持一般工具在斗殴中的使用情况及造成的后果等情节,认定是否为械。

  而且,全国人工委编纂的《刑法释义》中规定的“持械聚众斗殴主要是指参加聚众斗殴的人员使用棍棒、刀具以及各种武器进行斗殴的”。显然,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对于械的理解和适用采取凶器说,即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中的械即为凶器。而砖块、石头乃自然界之物质,尚难谓为通常之器械。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主流司法观点也认为,持械聚众斗殴的,主要是指参加聚众斗殴的人员使用棍棒、刀具以及各种武器进行斗殴的。而且第一被告人的辩护人也充分列举了安徽省地方法院类似的判决书没有将石块认定为器械的情形,不再赘述。

  综上,S某向对方只扔了一两下石块且没有砸伤对方,可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010年《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条规定,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在法庭调查阶段,应当查明有关的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因此,在做无罪辩护后,再发表量刑辩护意见是符合两高三部的上述规定的,S某具有法定及酌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现分述如下:

  (一)退一步讲,即使S某构成犯罪,其在所谓的聚众斗殴过程中作用较小,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S某作为一般参与者,系由Z某A邀集而参与此次斗殴事件,而且在其下车后用石块向对方砸了两下,因对方人越来越多而害怕就跑回家了。因此,S某不是本案的组织者,只是在斗殴事件发生后受他人邀集参加,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中止了自己的行为,还劝说Z某A不要打架,其行为参与的程度不深,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在本案中属于从犯,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该对其适用较轻的刑罚。而且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明确规定,关于村民群体械斗案件,要注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于积极参与犯罪的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对被煽动、欺骗、裹挟而参与械斗,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二)S某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且S某在本案中情节较轻,可以免除处罚

  S某在2014年8月19日8:39-10:15的讯问笔录:“问:你今天到公安机关来有何事?答:2010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朋友Z某A和姚运开在官塘姚郢村吵话打架,当时我也参与的,今天我是来投案自首的。”而且《归案情况说明》以及《起诉书》也明确认可S某于2014年8月19日到凤阳县公安局投案的事实。虽然S某认为自己是此次斗殴事件的一般参与者,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但是其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认定。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的批复》也对此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三)S某等被告人与姚昌记等被害人达成了民事赔偿协议,且获得对方谅解,可酌情对S某从轻处罚

  (四)本案中汽车、摩托车的毁损由姚运开等人以及光明村村民一方造成的,S某等被告人对被损毁的汽车、摩托车不承担责任

  四、对S某的指控一旦成立,将严重违背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本案系共同犯罪,起诉书载明的事实为,Z某A的弟弟Z某B、姚仙鹤等人在光明村与姚运开的弟弟姚运尹、姚运利等人发生打斗,……双方互相用石块对砸,致使姚昌记、Z某A受伤。而且,姚运开也承认参与打架斗殴的事实,其于2010年2月3日陈述到:“我和我弟弟他们拿石头回砸,我看砸不过他们把院门撤上……。”

  但是,检察机关仅仅起诉涉嫌聚众斗殴的一方当事人Z某A等人,而对另一方当事人姚运开等人涉嫌聚众斗殴的事实未予起诉和指控。

  另外,据反映,案发当时的处警民警、原凤阳县公安局官塘派出所所长姜国标因收受姚运开的贿赂而故意包庇姚运开等人不受侦查,即没有进一步依法侦查姚运开、姚运尹、姚运利等人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事实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虽然凤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2015年4月6日出具《情况说明》,即我局民警姜国标系Z某A涉嫌聚众斗殴一案的处警民警,姜国标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无法向其核实有关情况,但是不能依此《情况说明》规避本案侦查机关依法向姚运开调查核实其在案发现场看到的真实情况的法定职责。

  同时,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姜国标受贿罪、徇私枉法罪二审刑事裁定书【(2014)滁刑中字第00208号】中表述:“原审认定其受贿姚运开2万元证据不足等为由提出上诉。”基于此,辩护人完全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案发当时的处警民警、原凤阳县公安局官塘派出所所长姜国标可能因收受姚运开2万元现金而对其涉嫌聚众斗殴一案不予侦查。而遗憾的是姜国标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的卷宗材料,尤其关于本案中姜国标的供述和姚运开的证言法庭并没有依法也调取。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姚运开等人也涉嫌聚众斗殴罪,属于共同犯罪,理应一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本案从2010年案发至今,只有涉嫌聚众斗殴的一方当事人Z某A等人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和法庭审判,严重违背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有失司法公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 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 皖高法【2014】202号

  构成聚众斗殴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聚众斗殴人数、次数、手段严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犯罪情节一般的,可以在六个月至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相应刑罚量:

  (3)聚众斗殴双方参与人数达到五人的,每增加三人,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聚众斗殴三次的;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持械聚众斗殴的。

  (5)聚众斗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

  (6)每增加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四种情形之一的(已确定为犯罪构成事实的除外),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17号)

  处理此类案件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案件经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要征求当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把处理案件与根治械斗发生的原因结合起来,防止发生意外和出现新的矛盾冲突。

  要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适用刑罚。处理的重点应是械斗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实施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般来说,械斗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应对组织、策划的犯罪承担全部责任;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要注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积极参与犯罪的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对被煽动、欺骗、裹挟而参与械斗,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要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对因参与械斗而受伤的被害人,也应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对因受害造成生产、生活上困难的,要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好,努力依法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对立情绪,根除伺机再度报复的潜在隐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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